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一书中提到：“19、20世纪的大都会，除了南北两京，都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上海、天津与武汉，原来不过是小城镇，其勃然兴起成为重要都会，全因为它们是通商口岸。”
营口也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的通商口岸，自年开埠直至年大连开港前，是东北唯一的对外港口，一度成为东北经济金融中心、货物贸易集散地，被誉为“装不完的上海，卸不完的营口”。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营口非但没能和上海一样成为大都会，而且经济（尤其是民族工商业）一步步走向衰落，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深思。
营口近代经济的衰落，有外部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原因。营口之所以代替牛庄开埠，靠的就是河海交汇的地理优势，以辽河航运为依托的港口优势。但是，营口港也有其天然的缺陷，一是没有防波大堤，二是冬季结冰期长，三是辽河河道淤塞，无法通行大型船舶。19世纪后半叶，以木帆船在辽河河道内运输东北内地货物，在营口港改换大型船舶（包括轮船）出海，或将海船运来的南方货物在营口港转换成小船，通过辽河运往东北腹地，成为当时营口港作为河海枢纽的主要方式。冬季长达半年的辽河结冰期，则是用马车运输的方式，所以，营口当时大车店很是兴旺。在东北交通普遍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帆船+马车”的古老运输方式，还能够勉强应付营口港的进出口贸易。但是，进入20世纪，随着大连开港以及南满铁路的开通，“轮船+火车”的时代已经到来，营口港的交通优势顿时化作一地碎片。轮船无法进入辽河的内河航道，南满铁路的主干线又不从营口经过，营口的自身条件注定在与大连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同时，大连作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地，满铁总部给予大连港诸多扶植政策，比如在火车运费上，从东北腹地到大连的运费和营口同价，这明显是一种不平等竞争。大量的东北货物因此从大连港出口，包括营口开埠之初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大豆及豆货三品（豆油、豆饼）。随着大豆在大连港出口，与之密切相关的榨油业也迁到了大连。营口是东北最早使用机器榨油的城市，榨油业曾经是营口最早的也是东北最早的轻工业，是营口开埠后最主要的四大支柱产业（榨油业、大屋子、过炉银、中药材）之一。至20世纪30年代，营口的榨油业几乎绝迹。
尽管如此，在大连开港、营口已经丧失交通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商人坚持到营口进行贸易，使营口的经济发展又持续了20年之久，这主要得益于营口特有的金融体制——过炉银。过炉银是一种虚银本位的信用支付手段，对营口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交易支付手段周转率也大大提高，从而奠定了营口作为清末东北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由于过炉银本身的不稳定因素，加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破坏，使营口过炉银经历了多次危机，但是在营口地方官员及商界的积极努力下，几经沉浮，最终都能渡过难关，支撑着营口数以千计的商号正常运转。但是，过炉银毕竟属于近代金融的产物，随着现代银行制度的普及，过炉银的历史使命也宣告终结。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强行取缔过炉银，组建营口商业银行，支撑营口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此消亡。
伪满期间，日伪当局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相继出台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产业统制法》，把“统制”范围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吃穿用度几乎无一不“统”。营口民族工商业所涉及的棉纱、布匹、粮油、大豆、药材等等都属于“统制”范围，不允许自由经营，使营口的民族工商业断绝了货源，遭到灭顶之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没收中国民族航运企业的船只为其运送军需物资，最后全部沉没于太平洋中。至年，营口港的进出港船只数目为0，成为一座既无船进港又无货输出的死港。具有百年辉煌的营口民族工商业至此衰落，营口的近代经济也由此一落千丈。
“城以港兴，港废城衰”，这是营口近代历史得出的真谛。今天，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建设新营口，有必要借鉴历史经验，既要充分发挥营口的港口优势，坚持“以港兴市”战略，同时还要利用好各种外部的政策优势（如自贸区等），形成具有营口特色的贸易环境，扬长避短，再塑营口昔日的辉煌。
作者阎海系营口市历史学会理事长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