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一 不静的“静园”
一 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
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
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
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
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
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
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
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
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
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我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我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
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
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
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
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
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
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
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
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
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我的前半生--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等到了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所写的这一天：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
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这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
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
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我的前半生--三 夜见土肥原
三 夜见土肥原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
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
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
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
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
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
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预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
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
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土肥原和板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①，犯了“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之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都被判处了绞刑。
①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南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了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去当旅团长的时间不长，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①，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①著名的英国老特务。——作者
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旧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伯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当时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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