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蹄踏入营口

武装入侵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19日凌晨1时，日本关东军电话通知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营口火车站站长野村做好行动准备。凌晨2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出《关于部队迅速向沈阳集中，进攻沈阳，占领营口、安东》的8项命令。很快，野村将营口火车站全体工作人员和铁路警察组织起来，成立了相应机构，随时准备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

凌晨5时20分，日军驻大石桥守备队第三大队队长岩田文卫中佐率人，乘次临时快车到达营口火车站。野村迅速将大石桥守备队与驻营口的日本军、警及在乡军人组织起来，兵分两路占领营口各主要地点。

11时，日军占领全城，并将营口各机关首脑拘留于练军营内。

14时，日本“芙蓉丸”、“朝颜丸”驱逐舰从旅顺北上赶到营口，扼守辽河入海口。正要驶出辽河口的两艘东北军海军炮舰被日舰截获，舰上人员全部被俘。

军事管制

9月19日10时，岩田文卫以“营口军政官”的名义召集营口各机关首脑会议。会上，岩田文卫发布了断绝同奉天政府一切往来，禁止有碍日本统治的集会和报刊，以及禁止外运各种物资等命令后，宣布10时30分开始对营口实行军事管制。22日，日军宣布，从即日起，晚10时至翌日5时，营口全城实行宵禁，严禁市民自由出行，违者格杀勿论。

拼凑伪政权

10月2日晚6时，岩田文卫组织召开了由中、日双方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组成“营口善后委员会”，任命原营口县长杨晋源为委员长，日本医生古川米吉为行政指导官，日本煤炭商人关甲子郎为经济指导官，“营口善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日军征捐征税。

11月17日，营口时局委员会成立。12月3日，营口县自治指导委员会成立，委员长由奉天省派来的日本人担任。随后营口县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杨晋源为委员长，古川米吉和关甲子郎为顾问。

年3月20日，营口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营口县自治执行委员会撤销，成立了伪营口县政府，杨晋源任伪满洲国营口县知事，但掌握实权的是日本指导官中岛定夫。

武力镇压

日伪当局利用军、警、宪、特等统治工具，对民众进行残酷的镇压。

设立宪兵分队。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在营口下设了宪兵分队，分队的日本宪兵只有十多人。为了弥补人员不足，日本宪兵分队收买雇佣了一部分汉奸充当“宪补”。“宪补”手下还有便衣特务。后来，日本统治者又在营口建立了伪宪兵分团。

设立营口警察厅和营口海关警察队。侵略营口的日军，决定由原营口警察局负责日常治安。不久，开始实行警察行政，警察管辖除税务、财务、教育以外的所有行政事务。年营口警察局提格为警察厅，白铭镇为首任厅长。年，营口警察厅并入水上分署。下设6个警察署，分辖45个分驻所。日本统治营口期间，市内设30个保办事处，个甲办事处，个牌，30个自卫团。日军利用这些机构，把营口人民严密地控制起来。

营口海边警察局的前身是营口渔业商船保护局，日军占领营口时，营口渔业商船保护局的水上警察被日军缴械，6艘炮舰和12艘巡逻船被日军掠走，并将其改组为营口海边警察局。局长由日本人宫部光利担任。不久，日伪当局为了加强海上警卫力量，调拨给营口海边警察局4架飞机，年，又将海边警察局和飞机场改为辽渤警察管理局，年再次改为海边警察队。这时飞机已增至11架，各类舰船10余艘。

设立伪辽河警备区。年2月2日，日伪当局为了加强镇压辽南义勇军等抗日力量，将驻扎在大虎山一带的黑龙江省暂编警备第一旅调到营口，旅长为大汉奸王殿忠(大石桥汤池人)。7月16日，日军将奉天省划分为6个警备区，把营口、盖平、海城、盘山等8个县划归辽河警备区，警备区司令由王殿忠担任。

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这些军警宪特机构，打着“治安肃正”、“满洲国内治安第一”的旗号，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屠杀、监禁、奴役。

日寇对营口的经济掠夺

抢占海关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营口后，立即对营口山海关税务司长英国人佘瑙璊进行严密的监控(当时海关由英国人控制)。年3月18日，日伪当局宣布营口的山海关监督公署属东北行政委员会管辖（该会于2月17日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并下令所有海关旧存银行之款、赈灾附加税，以及日后新收之款，绝对禁止汇往南京国民政府。6月27日，日伪统治当局派小泽茂一和新任伪海关监督马仲援率领武装军警50余人以武力接收了山海关，解散了外籍及中国籍的高级职员，代之以日本人江原冈一为税关长。同日降下青天白日旗，挂上伪满洲国的五色旗。年10月1日，日伪当局将山海关改名为营口税关。日伪占据了营口海关之后，从年至年（缺年、年统计）共攫取了营口海关税捐.6万元(伪国币)。

控制港口

日本侵略军占领营口港以后，便把营口港作为掠夺物资和为战争服务的运输基地。逐渐霸占了码头、仓库，垄断了运输和装卸业务，使营口港成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的一个重要港口。年，营口港运往日本货物计82万吨，占营口港出口量的76％；日货进口量，从年的1.万吨增加到年的13万吨，增长近12倍。年，营口港的日货进口占86.4%，营口港向日本出口占97%。

年日伪当局用强制手段，将民族航运业的各轮船公司仅有的17艘轮船全部没收，设立伪“营口海运株式会社”，最后这17艘轮船全部葬身在太平洋。

垄断金融

年6月6日，日伪当局发布《满洲中央银行法》和《满洲中央银行组织法》。同年7月1日，伪中央银行营口支行正式成立，对营口的金融业进行吞并式的整顿。一是合并原有的金融机构。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营口的分支机构取消，变成伪中央银行的营业所。二是取缔了民间资本形成的钱庄。同兴合等十几家钱庄被勒令转业。三是扼杀银炉业。年11月3日，伪财政部命令：从即日起，营口所有银炉停止营业，严禁炉银的铸造、流通。凡依靠“过炉银”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炉银5两兑换伪币l元的标准价格兑换，造成6家银炉损失多万元（伪国币），使商贾、市民的大批存户无不受其害。年11月7日，伪营口炉银整理委员会成立，规定：炉银5两兑现4两，未兑现的一两折成即将成立的营口商业银行股票入股，各银炉被迫入股万元（伪国币）。商业银行的常务董事由伪中央银行派日本人三柴茂担任。年商业银行与营口福顺银行等合并组成兴亚银行，被日本侵略者吞并。

掠夺矿产

年，伪满洲国政府颁发了《满洲国钢铁类统制法》，规定镁矿销售实行部分统销。这一法规不但保护了日本在华企业的利益，而且更保护了日本侵略者对镁矿资源的独家掠夺。据不完全统计，年到年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共掠夺矿石余万吨。

经济“统制”

年12月8日，关东军第三课提出了所谓《满蒙开发方策案》，实施所谓的“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等等。其经济“统制”一直延续到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20世纪初，营口的民族工商业曾一度兴旺，九一八事变前夕，有工厂家，新式油坊21家，精盐公司6家，商店家。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大批企业先后倒闭停产。据年统计，营口埠内被“取缔”54种行业，计“取缔”营业者人，自由营业者人；埠外乡区被“取缔”26种行业，计“取缔”营业者人，自由职业者人。

与此同时，日伪统治者还加紧横征暴敛。除征收国税、营业税、所得税、房税、地税、渔税等42项正式的税种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附加捐、礼典捐、“国庆”摊款、特别临时捐、修理马路费、碾路费、飞机献纳金等。

疯狂的经济掠夺，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工商企业者倾家荡产，使营口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日寇在营口实施的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妄想从武力上征服东北人民，而且企图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征服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训育忠良国民”，从而达到永久征服中国的目的。

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

日伪当局进行的奴化教育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宣传机构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手中。

查禁传统的民族文化。日伪当局规定，凡是与反满抗日有关的文字、图片、影像、标志及播音要一律销毁和禁止，凡是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联系都要取缔。

控制舆论工具。营口沦陷后，原有的报纸被迫停刊。后来，在日本侵略者的旨意下，《营商日报》复刊，由日本人在出版前进行审查。年营口建起无线电相谈所（后改为放送局），年原日本人办的《满洲新报》改为《营口新报》。这些舆论工具都操纵在日伪当局的手里，发表的大都是一些赤裸裸地称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宣传“同文同种”理论和亲日思想、辱骂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行动、腐蚀人们灵魂的文章和文艺作品。

日伪当局除了通过舆论工具进行奴化教育外，还通过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发动各种“运动”，制造各种“纪念日”、“活动日”，进行思想渗透。每逢日本的重要节日或日军取得“重大战果”，他们都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如“七七事变”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他们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兴亚纪念日”，逼迫全市各界群众参加庆祝大会。会上，除了由伪官吏发表媚日卖国“训词”外，还要全体与会者向在侵略战争中毙命的日军亡魂默祷，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扼杀民族意识的殖民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也表现在他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上。

一是改变学制。早在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到年营口地区已有初、高两级中学6所，初、高两级小学所。这个时期的教育体制为六年制，即初等教育六年，中等教育六年，高等教育五年，根据专业不同，也有四年制或六年制。年5月2日，由伪满皇帝第68号敕令公布《学制要纲》，规定实行《六四四制》。营口的学校全部改为初等教育六年；中等教育四年；高等教育三年。整个学程缩短为十三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五年。学制的缩短加上军事训练和“勤劳俸仕”的时间，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致使教育质量明显下降，其目的就是降低中国人的素质。

二是强调实科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培养为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服务的人力，在中等教育方面，特别强调实科教育，几乎将原有的普通中学全部改为实科中学，把“国民高等学校”分为农、工、商、水产等科。培养的都是只有普通知识和普通技能的劳动力。

三是更换教材。在小学设置把殖民主义政治与语文混在一起的“国民科”。年后，不仅在小学设有“建国精神”课，而且把中学的“国民道德”课也改为“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惟神之道”，强迫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大东亚圣战”。并从小学一年级即学习日语，中等学校的日语课时数竟超过语文课教学课时数一倍以上。

四是精神上的奴役。日伪统治下的营口各学校每天课间操时举行“皇宫遥拜式”（对伪皇帝）和“帝宫遥拜”(对日本天皇)，每次都要求学生毕恭毕敬地向长春方向和日本东京方向行九十度的鞠躬礼。

五是强化军事训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极力把教育纳入战争轨道。在中等学校普遍增加了军事训练课，就连女高的学生也得参加训练。营口各“国高”都配备伪现役军官当教官，伪退役军官作助教。此外，还在中小学建立准军事性质的“青少年团”，为其侵略战争储备人力。

营口沦陷十四年，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也实施了十四年，给营口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